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
我想以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名义，就足球反腐之后的工作，未雨绸缪，向党中央提出我的四点想法和建议，请恕冒昧。
一、应该反省九年前足球打假扫黑中途叫停的失误……足球反腐败被“到此为止”，其他涉嫌人只受到足协的内部处理了事。这一做法直接导致后来的假球、黑哨、赌球、行贿、受贿愈来愈猖狂，直至演变为去年的总爆发。我斗胆认为当=时的叫停是机会主义的，这个机会主义造成了后来足坛更大的无政府主义，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列宁语）。但我认为，拿现在足坛反腐的成果联系十年前本来已经司法介入突然被中途叫停的斗争，是否可以说，如果当时就把斗争进行到底，现在这些当事人也不至于锒铛入狱？他们是当时机会主义决策的牺牲品。
二、应该启动问责制。中国足球烂了这么长时间，问题这么严重，涉及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那么，要不要对主管部门问责？这些年体育主管部门和主要领导对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是什么态度？采取过什么措施？简言之，就是渎职，不作为，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纵容，遮掩，袒护，包庇，对敢于揭发问题的媒体和个人打压。这都有大量的事实作依据，建议到适当时候启动问责机制。
三、由此及彼，对其他竞技体育项目举一反三。足球腐败，其他项目也不干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中国体育的辉煌“一俊遮百丑”。我在十年前给国家体育总局的谏言书中就断言：在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广泛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今天，唯独体育竞赛仍然是反腐败的处女地，这里的反腐静悄悄。
总局对竞赛存在的问题是清楚的，但始终采取鸵鸟政策。数十项竞赛项目无非分为三大类：吹哨的项目，如足篮排等，可以吹黑哨；有成绩有纪录的项目，如田径、游泳、举重等，可以使用兴奋剂，从而多次出现全运会前不露面，全运会上大捞金牌，之后便销声匿迹，总局也不敢派他们出国比赛的“黑马现象”；打分项目，如体操类、跳水、武术、摔跤、拳击等，可以赛前分配金牌，或叫“金牌内定”。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而这些不正常现象的背后，都有惊人的金钱交易。
和其他领域的腐败不同的是，竞赛中的腐败往往是领导行为，组织行为。全运会的一个独特现象叫“东道主现象”：谁当东道主，谁准拿金牌第一。比赛结束，刚到任不久、对全运会历史谈不上有多少了解的总局局长责令《中国体育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评：《十运会是全运史上赛风最好的一届全运会》，撒下全运史上最大的弥天大谎，直接与公众和媒体对着干，也引起老一辈体育工作者的不满：“难道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运会赛风还不如现在？”总局对赛风问题始终是只有口头宣言，没有实际行动。和对待足球一样，采取鸵鸟政策、捂盖子、不容有不同声音，对不正赛风的姑息是造成赛风越来越坏的根本原因。
四、真正按中央的要求进行体育体制改革。前一轮的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当时从国家体委机关分离出来的二十多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相关体育协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办、管、监三位一体，政、事、企、群四合一的体制是足球及所有运动项目滋生腐败的温床。他们的权力至高无上，被地方称为“从国家体委机关的笼子里放出来的二十几只饿得发昏的小老虎正在下山扑食”，地方不堪重负。必须按中央三令五申的管办分离，政事、政企分开的原则重新改革。而改革步履维艰的阻力来自体育主管部门内部，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下，以足球反腐为契机推进足球体制改革；以足球体制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进体育体制改革，中国体育“后奥运”的辉煌才有希望。 （新浪）
后来陈培德才一次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被问到：您认为足球行业出现的问题和以前的制度有关系吗？
陈培德：足球行业出现腐败的根源就是管办不分，足协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现在(不管竞赛)这条终于取消了。2011年，体育总局政法司在上海召开小范围专家研讨会，任务就是要拿出一个管办分离方案。这个研讨会的召开是因为我给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写了封信，其中就有一条，足球的改革必须走管办分离的路，这是铲除足球腐败温床的根本途径，后来习近平批示了，转给了刘延东委员，并批示做研讨会，最终足协新的章程修改也把这条吸收进去。
